原告家人认为被告贝亲株式会社的产品中文说明书中缺少日文说明书的勿让儿童靠近的警示,且被告另有一款消毒盒比涉案产品功能更为合理,因此认为被告的产品具有缺陷。
有意思的是,一些伦理规则会提供避风港条款,允许律师在对方律师散布有偏见的言论,引致负面影响后,通过媒体予以驳斥或回应,但尺度以挽回影响为限,不得弄成媒体大战。所以,对法官来说,最好的司法伦理就是:判决之外,法官无语。
事实上,限制这些主体的法庭外言论,也主要仰仗司法伦理规则。大法官们遂在这起名为金泰尔诉内华达州律师公会案的案件中,阐明了何谓重大偏见的高度可能。所以,司法伦理对律师法庭外言论的限制并不严格,只要求相关言论不得对司法程序造成重大偏见的高度可能。然而,加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博德曼的申诉。最高法院认为,律师的这类言论,将严重干扰陪审团审判,妨碍司法公正,相关限制并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
一般来说,律师代表的是当事人利益,为了让委托人胜诉,对媒体夸大事实或隐瞒真相,都是有可能的,公众并不期待他们保持高度客观或中立。而且,被限制的也只是参与诉讼的律师,不包括案外其他律师。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愉快地接受竖排版的中文印刷品。
看了几行就感觉有点儿串行晕菜了。顺便说一个笑话,很多年前到了美国留学时,一个美国同学和我开玩笑说:你们中国人喜欢说Yes,我们美国人喜欢说No,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晓得。当然,对有些内地学者忽视学术规范的行为是需要批评和谴责的。在这些内地学者后来发表的研究成果里,常常不难看到台湾学者那些论文的影子。
在网上发布的是未删节版。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
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最近这些年里,人们开始注意到,他们新一代(或者即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们,如果在记者面前站成一排,其中已经开始有几个法学博士或经济学博士了。如果说,中国的法治可以期待,那么首先需要有一批生逢其时的、争气的和有道德担当的法律人的出现。说起来,真有点难为情。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大陆在立法和法学研究方面从台湾获得了很多借鉴,这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
当时甚至有这样一个说法:在日本如果你说法官会贪污,人家说你是疯子。这是一个在传统的东方国家里一个法律专才走上政坛的最典型的成功案例。我也笑着回答他说:中国大陆的书早就横着看了,我们早就开始说No了,只是我们的台湾同胞们还在竖着看书,还在说Yes。如今,台湾司法官的薪资十分可观。
记得有一天中午,在学校的饭堂门口的书摊旁边,我看到一个身穿军绿色上装且眉清目秀的校友,付了买书的钱款后,便站在饭堂门口旁若无人、如饥似渴地翻看起来。海峡两岸的法律界人士之间的交流,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在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以及准许台湾人士前往大陆观光访问之后。
当时因为有些虚荣和要面子,一边听他们谈话,我还一边频频点头。内地立法部门称之为法律宜粗不宜细。
台湾地区的法律十分精细和发达。当时吕大律师正在房间里和另一位台湾律师谈话。据说早年在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办公室走廊中就能看到几个戴墨镜拿着大哥大走来走去的黑道人士,警匪勾结十分猖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书当时不仅是繁体字,而且是竖排版。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总统、总理和首相们大多是法律人出身。据报道,自2008年开放台湾居民参加内地司法考试以来,每年都有不少台湾居民取得合格成绩,通过率十分可观。
当时吕大律师正在房间里和另一位台湾律师谈话。有些台湾司法人士说,这和当时台湾经济起飞初期的粗放阶段有关。
一位台湾女法官告诉我,今天台湾法官的薪水大致相对于岛内政府副部长的水准。最有意思的是,台湾朋友常常喜欢把学问好、功夫好的同行称为各位先进,还把法律行业内的资深人士(比如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等)称为各位道长。
当时,台湾的司法腐败其实和司法人员的薪水偏低、无法养廉也有关系。很难想象,如果台湾开放大陆居民参加台湾的司法考试,让大陆考生去啃嚼厚重和文白相间的《六法全书》,恐怕很难有人能闯过在这个小岛上平均通过率很低的高难度考试。
对于他们的个人功过的评论,已经超出了今天我们讨论的范围。说起来,真有点难为情。不过,他的预言似乎正在中国人群中显现。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大陆在立法和法学研究方面从台湾获得了很多借鉴,这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台湾 法律人 。台湾地区的法律十分精细和发达。
马英九先生在为台湾著名法律人陈长文先生的《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一书写到序言中谈到,他当年报考法律专业时,他的父亲很不高兴,而是要求他去报考政治专业。今年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三位候选人(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也清一色是留美回台的法政专业人士。
他那点儿东西不就是从台湾搬过来的吗。作者注:此文为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连载专栏稿的集合。
我在台湾访问时,很认真地提醒台湾法律界的朋友们,道长这个词听上去倒是挺有文化的。我们的邻邦日本人最有意思,日本人是表面上说No,但私下还是说Yes。那些早期革命倡导者们希冀以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来解决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制度演进和知识积累过程。当然,对有些内地学者忽视学术规范的行为是需要批评和谴责的。
欧美离我们太远了,发现日本离我们近些,后来发现台湾和香港离我们更近。然而,这一切在台湾伴随着一系列的制度震荡和司法改革运动,伴随着一批又一批法律人前赴后继的抗争,终于在上个世纪末期发生了质的变化。
其中最早的迹象,出现在海峡对面的台湾。此人当时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实在令人难忘。
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普京、梅德韦杰夫也不例外。一种新的价值观,可以使这个职业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得到启发、感染和提升。